库利研究传播问题始终坚持整体论这一方法论：把传播纳入更大的社会系统中去。他把传播与物质传递作了比较，认为，传播比物质传递更为重要，传播是社会变革、进步的动力，是拯救社会的工具，社会改革机车的发动机就在信息交流中，传播的历史是所有历史的基础。他指出：在美国工业、城市和所有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种“在最广泛意义上的此时与彼时、此地与彼地之间的交流，思想的交流，物质日用品的交流。有许多线索将整个社会连在一起，所有这一切离不开交流。”[25]从库利开始，人们即把对传媒、传播的研究放到社会大环境中。关于传媒的负功能，库利也在强调传媒正功能的前提下作了思考。他认为，现代传媒带来了紧张焦虑的风气，使得更迅速、大量的个人想像、情感、冲动不断涌现出来，这会带来一种削弱和毁掉个人风格的过度兴奋。库利在西方社会中第一次尝试解释了传媒如何改变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文化的问题。
帕克[26]被称为大众传播的第一个理论家，他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家。他“将传播限定为一个社会心理过程，凭借这个过程，在某个过程，人们之间的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能够代替单纯心理和本能的秩序。”[27]这就是说，通过传播的作用，人们之间本能的、心理的关系结构会被传媒所建构的人为且合理的、道德的秩序所取代。1923年，帕克发表了论文——《报纸形成的历史》，在梳理现代报纸发展历史的同时，集中分析了报纸的功能。在帕克看来，报纸是社区功能的某种发展，是维系乡村民主的人际交流在现代城市的自然延伸和对应物，报纸在现代城市中承担维系民主的责任，而民主是“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的基本前提和保证。因此，传播的建构“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作用在报纸这种传媒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对传媒作用的看法是乐观的。帕克的这种观点受到了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影响。杜威认为，大众传播是社会变迁的工具，借助媒体可以改良社会，社会是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着的。因为把众多的、分散的个人变成一个巨大的共同体可以依赖传播。帕克还指出，大众传播、传媒具有参考功能和表达功能。参考功能指的是思想、事实等方面的传媒内容所具有的功能；表达功能指的是感情、态度、情绪等方面的传媒内容所具有的功能。帕克对传媒的表达功能深感忧虑，对于传媒扩大闲暇价值的倾向表示了不满：“在对我们的闲暇无远见的利用中，我感到美国生活中最大的浪费出现了。”[28]帕克认为，传媒扩大闲暇价值等倾向是道德败坏的力量，暗中破坏了控制社会的传统钳制力量，具有社会瓦解性和颠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