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战思想最凸显的内容，对外表现为强烈要求收回海关主权（已如前述），对内则一再呼吁发展民族工业以抵制洋货。
薛福成针对洋货向中国大量倾销的态势，强调了发展民族工业以抵制洋货的重要性。他建议：“劝导商民仿洋法织布纺纱，尤为第一要义，其次开矿，其次炼铁，其次仿织呢羽毡绒，其次仿造自来火及制炼煤油。风气既开，而致富之能事尽此矣。”提出了“振百工”（即振兴民族工业）的主张。他指出：西方国家政府对于创办工业者给予奖励，许以专利，授之爵位，使“千万之巨富可立致”。因此，“中国果欲发愤自强，则振百工以前民用，其要端矣”。
薛福成在振兴民族工业的主张中，突出了“机器殖财养民”的问题。他指出：“西洋各国，工艺日精，制造日宏，其术在使人获质良价廉之益，而自享货流财聚之效，彼此交便，理无不顺，所以能致此者，恃机器之为用也。”既然机器工业带来了巨大的效率和利润，“而谓商务有不殷盛，民生有不富厚，国势有不勃兴者哉？”他驳斥了所谓中国人口众多、广用机器将夺民生计的说法，强调若不采用机器生产，中国的手工产品则无法与价廉物美的外国机器产品竞争，其结果“中国之民，非但不能成货，以与西人争利，且争购彼货以自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当然，他也意识到，发展机器工业的会导致“利归富商”，但不用机器生产，则“利归西人”。所以，中国欲谋富强，“必也研精机器以集西人之长，兼尽人力以收中国之用，斟酌变通，务使物质益良，物价益廉，如近年日本之夺西人利者。则以中国之大，何图不济？”这表明他主张集外国先进机器工业之长，结合中国的丰富人力资源，“斟酌变通”，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