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立德尔有一个判断上的错误，基金会干事并不等于访华的一位外国元首。
我赶紧拿起电话找王所长，对方很惊讶：“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接着，我从汪会长的公鸭嗓里，也听出了同样失望的调子：“这可就日怪啦！”
三
我和立德尔博士认识，是很偶然的。
有一年，我去英国，根据主人的安排，有一天，到牛津大学的东方语言学院见几位汉学家，那是一种随便的、不拘形式的交谈，喝着咖啡，各谈各的，基本上是一个无主题变奏。
这也很好，省得成本大套。我们已经有太多的严肃和一本正经，这一点，我对立德尔颇多非议之处，但他不那么努力把自己捆绑起来，更随心所欲些，倒是让我膺服的。
三月的英国，春寒料峭，黄水仙虽然开了，但丝丝缕缕的雨，总使人排解不了心头的冷意。他出现了，这个新奥尔良的大胡子。霎时间，就热热闹闹起来。
我当时不知道他老兄是美国人，还以为是他们一伙的，也许迟到了，也许从外地赶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