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确是生气了，而且他的恼怒也许有道理，”罗戈任回答说，“但是我的兄弟对我可太坏了。我不能责难母亲，因为她是个老太太，读《殉教传》 [2] ，和其他的老太太坐在一起闲聊。我的兄弟仙卡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当时为什么不来通知我呢？我明白他的鬼心思！不错，我当时的确病得昏迷不醒。听人家说，家里拍电报来了。但是，那电报是打给我婶婶的。她在那里守寡十三年，从早到晚跟那些疯僧鬼混。她不是一个正派的修女，比修女糟糕多啦。她接到电报以后十分害怕，没有拆开，就把电报送到警察局去，那封电报至今还留在那里。只有郭涅夫，瓦西里·瓦西里奇，很帮我的忙，他把一切情形都写信告诉我了。有一天夜里，我的兄弟把我父亲的锦缎棺罩上的金璎珞割下来了，说道：‘它们值多少钱啊！’为了这一桩事情，只要我愿意的话，就可以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因为这是亵渎圣物。喂，你这个稻草人！”他向官员说，“在法律上，亵渎圣物有什么罪？”
“亵渎圣物！亵渎圣物！”官员立刻随声附和。
“犯了这种罪，是不是该充军西伯利亚？”
“充军西伯利亚！充军西伯利亚！立刻送到西伯利亚去！”
“他们以为我还在那里生病呢，”罗戈任又对公爵说，“但是我不声不响地，悄悄地带着病上了火车，回家了。小兄弟谢敏·谢敏诺维奇，你给我开门吧！我知道他对我那去世的父亲说过我的坏话。不过，我当时的确为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把父亲惹恼，这是实在的。这是我一个人做的事。我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