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最富有思想创造力时期的根本理论进取，终结了在19世纪30年代主导德国哲学发展的关于人格的宗教—哲学论辩。《基督教的本质》与《未来哲学原理》之后发生的关于上帝之人格的论辩，忽视了费尔巴哈的论题，由此而来的风险便是一种时代错位的制造，因为只要黑格尔主义者将绝对精神与上帝关联起来，那么在19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关于上帝之人格的论辩就不会止息。似乎只有在那样一个语境中，泛神论与人格主义之间的冲突才会被理解，才会有意义。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仅仅只是强化了这种冲突而没有使之终结，因为他对人之本质与神之本质的界定仅仅使他成为一个最彻底的黑格尔泛神主义者，或者说成为最忠于黑格尔的解释者。
能够宣告“关于上帝之人格或非人格的争论无结果、无意义、非批判、令人厌倦”[141]的人，正是费尔巴哈，这是他在1838—1843年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费尔巴哈将个人上帝看作人出于对自己完美存在的欲求而构造的一种想象，是人类本质的一种异化。他将泛神论揭示为一种在神学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无神论，一种将上帝替换为自然的、延续性的、具有神学倾向的神秘理论。这就是浪漫主义泛神论者以及施特劳斯观点的要旨之所在，他们始终坚持人类的实际神性观。费尔巴哈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将泛神论与人格主义之间的选择还原为信仰与无神论之间更为基本的选择，进而又在把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直接归入神学阵营中，颠覆了黑格尔对信仰与知识的调和。种种思辨哲学之间的选择——黑格尔主义的或谢林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或实证主义的——于是变成了神学化的形而上学与费尔巴哈新的人本主义、唯物哲学之间的简单的选择。